其他人员还应当由其所在单位或者组织给予纪律处分。
与此同时，从后门进入的警察走进后院内搭建的棚屋，未敲门，未表明身份。包括如下四项客观要素：射击击中的部位（如击中臀部钱包的一枪）、弹道方向等技术特征（短促连续射击时，枪口会上抬）、警察日常训练的技术要求（德国警察武器使用有严格的命中非致命部位要求）、客观环境的特征（如嫌疑人一直下坡奔跑，不能排除命中臀部后，嫌疑人有向前扑倒的可能，导致瞄准腿部的射击命中致命部位）等。
但是，当前合法性审查对专长与经验的范围界限并不清晰，将警察专长从个别警察的行为与判断推广到普遍规律，也引发警察决断过程侵犯司法审查的争议[60]。AlKidd案首次提到呼吸的空间，应当给予行政官员空间，在合理但可能为事实上的误判中免责，除非其明显不称职或明知故意地违法。最高法院撤销了判决，认为无需进行主观方面的调查。近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多项判例告诫基层法院必须将规范在个案中进行具体解释，展示出从一律遵从先例的先验理性到情境理性的基本进路。其三，警务活动面对林林总总的事实和情境，无法完全规则化。
二是作为模糊条款解释基础的专长应当成为有组织的知识体系，推动政策或规范的制定。警察描述，这把枪的外观与小口径步枪极为相似，其进入时枪口正指向警察。法律体系所能达致的层次越高，融贯性就越强。
中国环境治理的巨大制度优势，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是法律与政策的有机协同，而这两个制度优势，均明确地体现在我国宪法当中。首先，宪法与环境法规范的交互影响分成三个步骤。以上三条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在《环境保护法》中生态和环境尽管出现在同一条，但分开规定的三种情形，即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并列被作为立法目的。环境法典的制定是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和反应。
此处环境因素被当作是构成生态系统的基础之一。同时，从环境治理的法治实效看，法律发挥主体性功能，政策具有补强性作用。
环境法体系在确保整体合宪性的基础上，对于宪法规范的具体化、制度化，不仅是贯彻落实宪法，也是对宪法制度内涵的扩充甚至发展。参见韩德培主编：《环境保护法教程》，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版，第66 页。制定环境法典，是强化绿色发展等新发展理念法治化落地的根本保障，是构建监管统一的环境治理体系、建立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规范体系的途径之一。宪法及其价值秩序，在体系内构成了正当化下位法的终极依据，也是内部融贯性的最终保障。
这次会议对中国的收获，不仅仅是周恩来总理指出的要通过这次会议了解世界环境状况和各国环境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并以此作为镜子认识中国的环境问题。实现环境法体系的纵向完善，首先应该完全直接对接宪法，提升在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成为紧密围绕宪法核心的第一层次的法律体系。生态是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其三，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必然要求。
22 详见张震：《新时代中国生态宪法学的体系构建》，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12页。所谓资源管理法，主要是指以环境资源能源为核心保护调整对象的法律。
比如现行宪法从1982年制定时环境保护国策条款的确立一直到2018年蕴含着绿色发展的新发展理念、美丽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等写入宪法，形成了中国宪法上环境国家的特定价值与基本秩序，这是环境法体系确立与发展的宪法基础。如以两本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环境法原理》和《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为例，两书均指出，作为人类生存条件的环境，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并且是必须能够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人类环境简称为环境。
实现环境法体系的分类科学化、事项完备化以及制度实效化。所谓分类科学化是指应该在现有的环境法体系主要包括资源管理法、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法等三个方面的基础上，再至少增加绿色发展法、人与自然法、生态文明法等三个方面。如《环境保护法》第一条规定：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厘清环境法体系与宪法的关系，明晰环境法体系中基础性概念内涵，趋使环境法体系及制度更科学合理。作者简介：张震，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教授。尊重和保障人权为环境法体系中环境权的证成、规定与保障提供了开放性立场。
国家环境职权条款为环境法体系中的制度设计提供权力职责依据。体系一词指由若干事务构成的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法律体系作为一个体系，它的内部构成要素是法律部门，并且法律部门也不是七零八散地堆积在一起，而是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组合，呈现为一个体系化的、系统化的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7 1978年宪法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打造以宪法为直接依据，环境基本法和环境部门法梯级分明的环境法体系。为此，探索制定环境法典是一个较为可行的路径选择，以法典化促进制度化，充分发挥制度优势，进而转化为治理效能，实现宪法与环境法的深度融合发展。
其二，对环境法体系的合宪性审查还要对接宪法基本原则。环境法体系的合宪性审查，除了审查环境法体系可能的宪法性瑕疵，更主要是指在遵循宪法依据的基础上，全面实施宪法规范，实现宪法和环境法规范的交互影响及体系性融贯。如果说环境法典的制定是环境法体系发展的重要趋势，那么环境法典在保持了环境法体系内部概念与规范一致性的基础上，必然会扮演环境基本法的角色，宪法就是其直接的上位法依据，因此，环境法典从拟定到起草要进行充分的合宪性考量，制定过程中需要进行事先的合宪性审查，通过后的实施须进行事后的合宪性控制。8 2020年民法典通过，除了总则中第九条的绿色原则，还专章规定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
所谓发展宪法，是指通过环境法的宪法化，实现宪法上环境国家价值与秩序的全面制度实施。23我国现行宪法中的环境也一定是以人为基础的。
19当代宪法学的任务就是如何把面对的不同理论整合成一个单一的、融贯的理论。17按照这一要求，环境法体系的体系层面的合宪性审查，要求环境法体系的分类及发展等均要进行合宪性考量。
二是，宪法环境国家的价值宣示与规范秩序以环境法体系的形式进一步延展，填充宪法的制度留白。当然，宪法与环境法体系的交互影响并非静态的，而表现为一个相互动态调适的过程。
在笔者看来，我国环境法体系的发展主要是基于环境治理实践所产生的规范需求。所谓发展环境法，是指通过升级环境保护法为国家基本法律层面上的环境基本法或者推动环境法典的制定，解决环境法体系在国家官方法律目录中的独立门户问题，进而再改造升级环境法内部体系。12自魏玛宪法以来，规定国家发展指针的国策条款，形成对国家政治发展一种前瞻性的期待成为一种趋势，基本国策成为宪法中国家机关和人权规定以外与前两者对应的第三种结构。因此，从一般意义上而言，相比环境，生态概念的针对性、限定性以及生存和发展意涵更能直接满足生态环境保护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原意。
目前看来，有两种路径，要么把环境保护法全面修改完善升级为环境法，要么制定环境法典。还是侧重生态的环境，与生活的环境相区分相对应。
该规定被普遍称之为民法上的绿色条款。宪法通过对上述关键要素的有机整合，可以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巨大制度优势，能够极大提升环境治理效能，能够有力助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当然，制定环境法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除此以外，第三十三条的人权条款为环境权提供间接规范依据，序言中的生态文明、美丽、新发展理念等属于国家发展目标上的宪法依据。
